弘扬求是精神 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浙江大学举行建校108周年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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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晚,浙江大学建校108周年庆祝大会在紫金港剧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发来了贺信,浙江省委常委、浙大党委书记张曦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蔚文、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浚生出席大会,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浙大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校领导陈子辰、王玉芝、叶高翔、胡建淼、褚健等参加了大会,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和子女,浙大北美校友会代表、浙大北京校友会代表和数十位海内外校友,以及社会各界友人应邀出席大会。

路甬祥在贺信中写道,值此108周年庆典之际,我谨代表中国科学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说,我在浙江大学度过了美好的青年时光,随后又在求是园工作30年,欣喜地看到浙大优良传统被求是学子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我衷心祝愿母校继承和发扬求是创新精神,为早日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而奋斗。

潘云鹤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一年浙大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后说,百载春秋,今逢盛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国家的飞跃发展,为我们搭起了新的舞台。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绘制“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也即将制订完成,以建设若干所世界高水平大学为宗旨的“985工程”二期建设全面启动,这些都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希望全校师生员工继承浙大优秀传统,弘扬求是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

潘云鹤说,我们要不断增强走在前列的意识,为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创造条件;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切实推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上层次、上水平;要认真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全面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实现学校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目标。

浙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梅洛明代表校友在大会上发言,他的讲话表达了浙大数十万校友对母校事业发展的共同的良好祝福,他还带来了前不久参加北京浙大校友大会的校友们赠送给母校的签名画幅。张曦代表学校接受了校友们的校庆贺礼。画幅上喷绘着浙大的校景照片,上书“昔日西子湖畔求是创新同甘苦,今朝京城大地爱国爱校共繁荣”,宽大的画幅上,布满了千余在北京工作的浙大校友的签名。学生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庆祝大会后,浙大文琴艺术团上演了一台“宋词新韵——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表演的所有节目由作曲家高晔谱曲,采用宋词吟唱、宋词合唱和宋词交唱等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并配以宋乐舞蹈,为观众创造出了一个传达宋代文化意境的视听场景。

 

纪念费巩教授诞辰100周年活动隆重举行

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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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纪念费巩教授诞辰100周年暨《费巩文集》首发式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隆重举行。在费巩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浙大以此隆重的方式纪念一位当年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校长潘云鹤,费巩先生的3位至亲费让若、费川如、费莹如,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浚生、原浙大校长杨士林,竺可桢先生之子竺安和中科院院士施雅风、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施平等近80位校友参加了纪念大会和铜像落成典礼,许多费巩先生昔日的学生也自发前来费巩亭悼念先生。
费巩先生于1905年9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1年于英国牛津大学学成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任教。1933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教授政治学、经济学和西洋史,历任副教授、教授,并担任过注册课主任和训导长等职,在浙大工作长达12年。抗战时期,因积极参与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针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政治,支持校内进步学生,招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1945年3月,费巩先生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后被秘密杀害,年仅40岁。
张曦书记说,费巩先生用生命诠释和印证了求是校训,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求是精神,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对民族振兴的期盼,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自由民主的热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执着的教育理念,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费莹如女士对学校如此精心筹备纪念活动和浙大各位老校友所给予的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感谢。追忆过往和与父亲短暂相处的点滴,费女士潸然泪下,她说,是父亲的遗物,包括日记和著作确定了她人生的轨迹,她将遵照父亲的教诲,永远做一个正直、诚实、爱祖国爱人民的人。
在费巩铜像落成典礼上,张曦书记、潘云鹤校长和费巩先生长子费让若共同为铜像揭幕。



深切怀念费巩先生
作者: 潘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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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费巩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费巩先生遇害60周年,此时出版《费巩文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费巩先生是江苏省吴江县人,生于1905年9月16日,年轻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自1933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担任政治和经济学教授,是浙江大学著名的民主派教授。1945年3月,费巩先生在重庆遭国民党绑架,不久被秘密杀害,年仅40岁。费巩先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民主运动浪潮迅速高涨的情况下遭此厄运的,他以自己的被捕和牺牲,唤起了人们争取人民民主的勇气和信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以及浙江大学师生始终未曾忘记这位为民主斗争献身的仁人志士。1978年9月,上海市政府宣布追认费巩先生为革命烈士。这次出版《费巩文集》,同样寄托着浙江大学师生对费巩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费巩先生是一位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热爱自由和民主,追求正义和光明。他具有刚直正派、爱憎分明和急公好义的可贵品质,敢于直面黑暗的社会现实,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他曾连续发表文论,秉其出众的学识和胆略,阐发民主宪政之真谛,揭露和抨击现实政治之弊端,坦陈革新政治之卓见,他用这些诚朴肯綮的言论,积极推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宪政运动。1945年2月,费巩先生和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三百多人联合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国民党当局开放言论,废除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真正实现还政于民。所有这些言行,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谟的强烈责任感,费巩先生为此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但从中充分展现了他唯真理是从的人格精神。
费巩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尤其关怀青年学生的道德成长。他曾说:“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他认为当时大学教育的一大缺陷,就是学生“肄业大学四年,所得限于若干专门智识,品性德行初未受过熏陶”。为此,费巩先生在浙江大学大力提倡导师制,主张通过师生密切接触,对学生施以具体的品德教育。他曾在《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施行导师制之我见》一文,发人深省地指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在费巩先生看来,大学教育的成功,在于能造就具有优良品格的人才,使他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和道德力量,以使国家和民族有望从泥淖中自拔。也就是说,费巩先生是主张把转变和提升民族的精神素质,列为大学教育的首要追求。正因为具备了这种超凡的见识和眼光,费巩先生倾其心血,不惮辛劳地细心关怀和呵扩自己的学生。为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费巩先生甚至不惜屈就一向卑视的训导长一职,以便给学生更多的教导和帮助。费巩先生就职时宣布不领训导长薪水,把这笔钱省下来改善学生生活。费巩先生说:“训导音近熏陶,还是要从熏陶、陶冶、感化着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这是费巩先生作为训导长对导师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本人对学生传言身教的写照。费巩先生以其师德和人品,赢得了一届又一届浙江大学学子的衷心爱戴。学生们都渴望当他的“导生”。从受过费巩先生亲炙的莘莘学子后来撰写的大量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费巩先生当年如何陶冶了他们年轻的心灵,并因此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
费巩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赴欧洲留学,因而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进而在学术上卓有建树。1931年,费巩先生26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这部著作根据他在英国留学时所学的政治学知识和搜集的大量资料,对英国政制中的文官考试制度作了系统的考述和评论,从中透出费巩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在后来的两年里,费巩先生又连续出版了《英国的政治组织》和《比较宪法》等新著。其中《比较宪法》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学识,对各国宪法和宪政制度进行了比照和评价,出版后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被列为当时的“世界法学丛书”和“大学用书”。费巩先生的这些著作虽然旨在研讨学理,但内中都隐含了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深刻用意。正如他在《比较宪法》一书中所说,外国政制的得失,都可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应“知其利弊”、“衡其优劣”、“以此自警”。费巩先生这种“学术救国”的良苦用心,在他后来发表的论文和编写的讲义中也都反映出来。
回顾费巩先生的生平和事迹,总会使我们深受感动和肃然起敬。当年费巩先生的浙江大学同事、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院士回忆费巩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疾恶如仇、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贵品格。”相信每一个了解费巩先生的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今天我们纪念费巩先生,就是要把他的这种高贵品格,连同他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热爱教育、悉心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学术孜孜以求和以所学报效祖国的抱负及责任感一一发扬起来,使之成为浙江大学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成为建设新浙江大学的一种精神动力。《费巩文集》的出版,将有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费巩先生,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因而,无论从纪念费巩先生来说,还是就弘扬费巩精神而言,都是值得庆贺的。
(本文为《费巩文集》代序)